1988年时的黄华坤。
为到深圳改名字
1984年，家里有人到深圳，知道有个特区，还靠近香港。然后，我就想来深圳找份工作。
当时来深圳，必须要办边防证。办理程序是深圳这边的工厂先发一个邀请函，然后才能去县公安局办理。当时我父亲一个朋友有机会，但他决定不来了，于是就给我办了。
因为办边防证，我的名字给改了——我以前叫黄腾新，但边防证的名字叫黄华坤。当时边防证不需要核对身份证，所以就顺利过关了，后来我用边防证去工厂登记，办理相关手续，于是“黄华坤”这个名字就叫开了，我也就没有再去改回原来的名字。
1984年春，家里给我了七八十块钱，我就带着这个边防证跟另外一个表哥，一路颠簸坐了两天面包车，一起到了深圳。当时唯一的希望是香港的亲戚能给我们找一份工作。
我和表哥住在笋岗的田心村铁路边一个农民的出租屋里，也希望通过附近的老乡能找到一份工作。当时和平路上有个侨社，很多香港人回老家要到这里坐大巴，于是有老乡在那里拉客，就是通过帮人找大巴车赚一些介绍费。我们就去找他们，但是别人都讲粤语，从福建的农村出来的我和表哥听不懂，交流很困难。
那时候生活很苦，我和表哥去东门老街买煤油炉，回来熬白粥喝，然后吃一些从家里带来的麦糊（用面粉、花生粉、花生油混合而成的干粮）。有时香港的亲戚过来会给一些零花钱，所以偶尔也会买些饼干、公仔面来吃。
最困难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我们不敢出门，害怕查户口。改革开放初期，因害怕太多三无人员会造成社会混乱，街上经常有查户口的。一旦发现你是三无人员，就要被遣送回去。那时候的遣送不是说直接把你送回老家了，而是要在沿途很多农场干活，比如要回泉州，可能要先到汕头干几天活，再到漳州干几天活，这样沿途边干活边走。我们来一趟不容易，如果被遣送回去，回到老家是很不光彩的。因此，我们一直都提心吊胆的，白天晚上都不敢随便出门。
一个多月后，香港的亲戚托朋友的朋友介绍我们到黄贝岭一个香港老板办的来料加工厂——湖宝傢俬厂工作。
刚入工厂被裁员
这个工厂大概有七八十个人，基本都是香港人或广东人，只有我和表哥是福建人。我们被安排到木工车间，很多活都需要有人带，否则你再聪明勤快也没有用武之地。
因为淡季，我们进厂后不到10天，就赶上工厂裁员，我和表哥很不幸地被裁掉了。几天后，表哥就回老家了。但我不敢回去，费了千辛万苦才到深圳，回去父母肯定会骂我，所以就留了下来。
那时香港工厂管理还比较粗放，虽然不在那里上班，我还可以住在宿舍里。但吃饭成了大难题。我被炒了鱿鱼，不敢出去跟大家一起吃饭，只能等人家吃完了，我再出去吃点人家的剩饭剩菜。
我和表哥被炒的主要原因是语言交流问题。为了能在深圳站稳脚跟，那段时间我在宿舍努力学习粤语，希望有机会请求老板再给我一次机会。那时香港老板根本不把我们内地打工仔放在眼里，我们看到他一般也不敢跟他打招呼，不跟他说话。那时，湖宝傢俬厂有4个老板，其中一个胖胖的比较面善，我就想等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时候去找他。果真被我抓到一个机会，我就主动上去用很生硬的广东话跟他说，现在生意比较好了，能不能让我重新回去工作。他可能看我比较可怜，也比较诚恳，就答应了。
